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

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若还是对存量大动干戈，一来可能影响扰乱我们自己已有的利益，而来必然招致现行秩序最大既得利益者和领导者——西方国家的全力反击。[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7年4月号）》，第二章。

从表面上看，社会福利是一项有利于弱者的制度设计。在增长中开展改革相对容易，在萎缩中改革千难万难。从经济长周期审视，反全球化主张还会恶化新经济增长长周期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当年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战争打天下时的社会基础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质上是当时开放经济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受损者，但中国共产党从未将逃避工业化冲击、回归田园牧歌作为自己的理想，而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带领开放经济和工业化的受损者们义无反顾地向工业化发起了全面冲击。在国际经济秩序的竞争中，我们要想胜出，就必须提出效率更高、更能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规则。

美国经济问题治本之道在于福利制度等国内问题改革，而不是自己生病，别人吃药。倘若反其道而行之，一旦新的革命性技术创新问世，它又如何发挥其全部潜力？ 为了维持国内较高劳动力收入及其增长率而限制、禁止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工会和政府的这种企图能否成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一国之内，这种企图都是徒劳的，更不用说限制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了。所以，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

经常有人拿我们国家政府收入和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做对比，说我们不算太高。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税务部门可能是多收一点比少收好。好多政府支出未必是合理的，压缩的余地很大。你要知道，国有资产就是那么多职工多年来通过工作、努力付出形成的，回过头来用于解决职工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正如所言，40年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是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对于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王小鲁认为，要想市场能接受的办法，尽量少用行政命令，后者出发点是好的，但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我觉得在这方面不要眼光太短，要放得长远。今年政策层面围绕减税降费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减负的呼声并未消减，甚至出现税负增多论，依据是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民企座谈会上说，我国的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除了政策导向可能有不公平的因素，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大银行面向全国、网络分布很广，但你要让它去一家一家地收集信息，了解各地方小微企业的情况，可能很困难。

新京报：减税减到何种程度才合适？ 王小鲁：我们国家税费负担到底多少是合理的，对企业而言税费负担是不是重？我个人觉得重，如果要减轻的话，当然意味着财政收入要减少，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减少。盈利非常有限，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但是要做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工，哪些事情市场能做，政府就不要和市场来抢，市场做不了的事情，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这恐怕是未来要继续解决的问题。而且房地产市场又给人这种预期——越不买将来会越贵，房价只会升不会降。

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不存在社会保障的问题。要创造这样一个企业经营环境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主要一个问题是银行体制限制太多、门槛太高，而且往往用限制进入来代替事后监管，因此我国小型、民间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没怎么发展起来，市场上主要是大中型银行。但是不是该高到现在这种程度？北京四环外一套普普通通的房子可能就上千万，老百姓多少年的收入能买这么一套房？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可望不可及。

因为房价都和地价连在一起。有些人可能把祖孙三代的钱都攒在一块，咬牙也得把房子买下。其实现在要恢复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经济增长反而可以更快。比如，我听到有些银行说，逼得我没办法了，我就从小微企业搭个桥，让国有企业给小微企业担保。随后，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声势浩大驰援民企，资金与政策并行，民营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迎来希望。比如说，我们政府机构很臃肿，机构很多，好几套班子，领导干部一个正职，七八个、十来个副职，人浮于事。

但是只要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未来经济发展仍然会有前途，还会恢复。我们国家如果说政府收入占了GDP的1/3，那么这1/3的GDP用在哪了？这些年医疗、教育这些公共服务有改善，社会保障有改善，但以国际水平衡量，我们的医疗、教育，包括保障性住房这些方面的政府支出比例仍然是偏低的。

现在消费率百分之五十多，如果说让消费率再回升十个百分点，到百分之六十多，那经济增长会更快还是更慢？会更快，而且会更可持续。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目前我国家庭债务的水平会不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 王小鲁：前一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一个问题，对财税部门来讲，首先要考虑的是完成任务。把不必要的投资减下来，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拿出一部分政府收入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

除了税以外，还有缴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社保缴费。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还不够，还是需要加大力度来做这件事。80年代、90年代百分之九、百分之十的增长，2000年以后基本上还是这个速度。那么带着这种任务观去考虑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税收不光是政府获得收入的手段，同时还是一个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

当然，上级税务部门不一定会下达命令，去让各基层部门去征过头税，但只要有硬任务要完成，那基层税务部门就有可能征过头税。近期消费降级的说法颇为流行，王小鲁坦言，如果说整个经济在逐渐走缓，未来几年消费走缓并不奇怪。

同时要降低企业社保费率。新京报：融资困境是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时常面临的一个问题，近期备受关注，也有一些针对性措施落地。

一个是，过去很长时间，货币一直宽松。现在整个经济形势不算好，经济增长还在走缓。

现在那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并没有使经济增长恢复到过去的水平。地价为什么高？大城市地价当然要更高，这一方面是市场因素。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已经造成了一个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这是结构失衡的核心。那么，现在面临的经济困难就可以早一点过去。

前一个时期，（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即拿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来划拨给社保基金，减轻社保基金的资金压力。现在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太多、投资支出太多，要把不必要的支出减下来。

所以，我觉得要想市场能接受的办法，尽量少用行政命令。这两件事需要同时并进，都需要做，单做一件可能效果都不好。

而且当时还有个有利条件，中国加入WTO以后，大量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可能会采用很多强力手段，结果征税超过了该征的范围。